邨 马尚龙|上海的邨和村，区别是啥？
【邨 马尚龙|上海的邨和村，区别是啥？】这位朋友说，他小时候出生在曹杨新村，也就是第一批工人新村，但因为没有简体字，当时叫“曹杨新村”；这位朋友给我看了当年门牌号的历史照片，原来是个村，不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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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第23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颁布简化字方案的决议》，简化字开始普及。而且那个时候工人阶级文化水平低，很多人不知道“村”，只知道“村”。特别是新公房的大规模建设是在简体字推广之后，所以新村就是这一轮房子的标签，一直持续到被拆。
至于原来的“花园”，都是1950年以前建的，与生俱来。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它们还是“花园”，就像它们的主人一样。不同的人物对居住在“村”和“村”的人做出了明确的区分。从文本改革的角度来看，“村”已经被去除，但从上海城市文化的角度来看，“村”是上海现代建筑的丰富多彩的元素，是住宅建筑的一种外观符号。
关于“村”和“村”的由来和恩怨，是关于上海本地人有意咀嚼和打一场文字战。后来才知道，年轻一代也对“村”感兴趣。有一次一个年轻人知道我对这个村子很熟悉，就谦虚地问我，很久以前，上海好像有一个新的村子，叫铁坂新村。在哪里？
为什么叫铁板新村？
我说上海有个铁板新村，跟“铁板烧”有关。不仅有关于铁坂新村的谈话，还有具体的地址。上海有几家。最有名的铁坂新村有两个，一个在草溪路，一个在西宝兴路；它今天依然存在。
听到这两个地址，年轻人明白了它们在哪里。
火葬为什么叫“铁板新村”？
我呷了口茶，松了口气，开始聊这个缺乏美感和舒适感的话题。也是上海的人文历史。虽然当时还年轻，但对家里的事情一无所知。
20世纪60年代初，我的祖母和祖父相隔几年去世。阿姨也很享受葬礼。我爷爷去世了，火化了。幸运的是，她被一起安葬在上海联一山庄公墓(现文水路附近)。阿姨和爷爷似乎乘坐了不同的交通工具，到达了同一个目的地。还记得阿娘下葬的时候是个长棺材，阿爷下葬的时候是个小盒子，仪式感差很多。
从土葬过渡到火葬期间，老人非常害怕火葬。没有棺材，不是睡在木棺材里，而是塞在冰冷无情的铁箱里，烧一次，只剩下一袋灰烬，对老年人使用的传统文化和习俗是一次极大的清洗。这种心理恐惧是无法直接面对“火葬”这个词的，“铁坂新村”就是委婉的代名词。说“去铁坂新村”好像比去火葬容易一点。
只是，为什么铁板新村？而不是铁盒和铁板烧？哪怕是一个钢铁熔炉？
从历史时间表推断，火葬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力推广，当时工人新村已经成为劳动人民最受欢迎的居住地。从1949年到1978年，上海新增住房面积1756万平方米，其中1139万平方米为工人新村。1958年，工人新村建设达到顶峰:一年建成40个新村，面积760万平方米。
这一时期，恰恰是在20世纪20年代，一代移民进入了暮年(60-70岁)，老人往往死在小巷里。
工人新村和火葬，两个新生事物，并不一定相关，但像电磁场的回声一样，它们在生死之间不约而同。
工人新村的建筑模式是当时“苏联老大哥”的模式，没有任何建筑美学。它又薄又平，被称为火柴盒。这个盒子的定义感觉和火葬场焚烧炉的形状和精神是吻合的。
上海是个大城市，但市民的心很小。面对死亡，上海市民的格局也很小。有些说“去看马克思”的人，是有些革命头脑和气魄的。上海人觉得没那么伟大。看到马克思了吗？就是要有领导干部的水平才有资格这么说。上海人下巴握得很紧，不敢说“去铁坂新村”。所以老人可能住在房子里，石库门，或者工人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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