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柏拉图那里，这种努斯学说进一步精致化了 。 他对努斯下了一个精确的定义：“凡是灵魂都是不朽的——因为凡是永远自动的都是不朽的”，“这种自动性就是灵魂的本质定义” 。 但如何理解这种 “自动性”呢？柏拉图举了些例子，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与人的生殖相类比 。 他说，人都有一种追求永恒不朽的本能，这就是爱的本能或生殖本能，要在自己的后代身上延续自己的身体，由此人总是要去爱一个美丽的异性的身体； 但除了这种身体上的生殖力外，人还有一种精神上的生殖力，追求成为精神上的不朽，这就是对智慧的追求，或 “爱智慧”，也就是哲学 。 这种更高的追求就是灵魂（努斯）的追求，它体现为一个长期学习的过程，即从“可感的世界”逐步上升到“可知的世界”，从日常的知识上升到数学知识，从低级的理念上升到更高的理念，这样努力精进，从易到难，最后达到“辩证法” 。 这时，人的灵魂就凭自己的努力而豁然贯通，回忆起自己在投生为人之前在理念世界中已经掌握的整个理性知识，于是仰望最高的“善的理念”，心中产生一种“理性的迷狂”，就像一只鸟儿急于高飞远举，但受到身体的拖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
在这种“迷狂”中就体现了柏拉图的非理性主义 。 柏拉图的迷狂有好几种，有爱情（生殖力）的迷狂，宗教的迷狂，预言的迷狂，诗的迷狂，酒神的迷狂，这些显然都是非理性的 。 对这些迷狂，柏拉图有时表现出一个理性主义者的不屑，但有时却又加以同情的理解，并用作理性的迷狂的类比 。 例如他曾把哲学家称之为“爱智慧者、爱美者，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 。 虽然他对诗人的评价不高，甚至说要把诗人赶出将来的理想国，但他对于由诗神凭附而来的迷狂却又有极高的评价，认为由此所创造出来的诗是“最美的抒情诗”，而“神智清醒的诗遇到迷狂的诗就黯然无光了” 。 所以诗的迷狂高于除理性的迷狂之外的其他一切迷狂，实际上是为理性的迷狂作准备的，因为这些由爱神和诗神附体的富有灵感的诗虽然是不自觉的，但却使人们 “不知不觉地从小就培养起对于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以便于“到了理智发达之后，他就亲密地接近理智，把她当作一个老朋友看待” 。 然而，毕竟只有理性的迷狂才是最高的智慧，因为诗的迷狂是完全不能控制的，理性的迷狂则是由认识积累而来的，是静观的，除了最后的瞬间外，整个全程都是受理性控制的，它在酒神精神里中和了日神精神，能够观照到彼岸世界的绝对的真善美 。 这是一种理性基础上的非理性，相当于后人所谓 “柏拉图式的爱情”，对最高智慧的爱，它超凡脱俗，纯洁无瑕，但又具有巨大的鼓舞力和感召力，不会拘泥于概念的细节和逻辑的限制 。 但它又还不是神学，而是认识论，属于哲学（爱智慧） 。
西方哲学中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关系结构在柏拉图这里可以说已经大致定了调，甚至可以说，西方哲学中的几乎一切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都与柏拉图有割舍不开的渊源关系 。 所以有人甚至说，两千年来的西方哲学无非是柏拉图的注脚（怀特海） 。 就是说，在西方哲学中总体说来理性主义是主流，非理性主义是隐性的支流，而且非理性主义是寄托在理性主义身上的，是理性主义自身的一个环节，虽然是最高的环节，但它实现的仍然是理性预定的目的，即把握绝对的真理 。 我们可以在西方哲学史上找到比较单纯的理性主义者，例如亚里士多德就从柏拉图的哲学中清除掉了那些 “诗意的比喻”，而诉之于抽象概念和逻辑，后世的某些斯多亚派及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近代的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再就是现代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家们，都是这种理性主义的代表 。 但我们恐怕找不到一个完全不讲理性或逻辑的、东方式的非理性主义者 。 西方的非理性主义者通常都是在研究理性的学问的极限处，才向神秘的非理性境界作一种最后的跳跃，他们不是东方的诗人，而是大学问家 。 像诺斯替教派 （Gnosticism，来源于“努斯”一词）的神秘主义者们，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中世纪神秘主义大师艾克哈特，文艺复兴时期的库萨的尼古拉和雅可布·波墨，近代的耶可比和谢林，还有现代的存在主义者们和海德格尔 。 所有这些被视为非理性主义者的哲学家，其实都是把传统的理性运用到极致的理性主义者，对此黑格尔看得很清楚 。 黑格尔是公认的西方最大的理性主义者，是理性主义的集大成； 但正是他对历史上的非理性主义怀有极大的兴趣，并大量吸收他们的思想到自己的逻辑体系中来 。 他在《小逻辑》中曾致力于把这种与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的神秘主义从宗教中切割下来，而归于他所谓思辨哲学本身 。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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