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1条款 从《广场协议》到301条款 美国贸易政策的巨大转变( 二 )
为了解决对日本市场准入的抱怨，里根政府于1985年发起了“面向市场的特定产业”谈判。此次谈判的重点是电信、电子、林业产品、医疗设备和药品，重点是检查和认证要求、政府采购法规、其他法规和私人行为，这些都对在日本的外国生产商构成障碍。日本抵制任何变化，认为外国公司需要提高产品质量，在营销方面加倍努力，但在开放市场方面做出了让步。然而，令人怀疑的是，这些让步是否对促进贸易产生了任何效果。日本修改或消除贸易壁垒后，出口商沮丧地发现，他们的销售额通常不会增加。事实上，后续分析表明，谈判的结果非常有限。只有少数协定，即27项协定中只有6项对贸易有积极影响，甚至这些影响有时是由于其他贸易伙伴的贸易转移，而不是贸易的创造。
这种双边贸易谈判对美国出口的影响非常有限，这让一些人认为美国需要采取“结果导向”的贸易政策。他们认为，问题的重点不应该是原则上减少贸易壁垒，而是实现对外销售的可观增长。里根政府就是否应该对日本采取这种方式展开了激烈的内部辩论。一方面，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强硬派愿意冒着被报复的风险，以强硬的态度进行谈判，从而在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另一边是来自司法部、行政和预算办公室以及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温和派，他们担心以结果为导向的贸易协定和固定的市场份额将导致市场卡特尔化。前者被指“攻击日本”，后者被指对外国竞争对手过于“温柔”。
美国未能与日本达成协议，大幅减少其巨额贸易顺差，这是应该预料到的:偶尔开放某些市场可能有助于一些出口商在日本销售更多商品，但双边贸易逆差并不存在，因为日本在受保护部门的进口太少。相反，它的存在是因为日本正在经历大量的资本外流，这完全超出了贸易谈判的范围。
1984年里根总统赢得连任后，重大人事变动极大地改变了政府对贸易政策的态度。特别是，白宫办公厅主任詹姆斯·贝克和财政部长唐纳德·里根交换了立场。里根在财政部一贯采取善意无视美元的政策，认为美元走强代表着对政府政策的信任投票。但贝克和70年代初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一样，担心美元走强会给国会带来保护主义压力。根据贝克的回忆，当他接任财政部长时，“我们面临着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被高估的局面，以及一种贸易失衡，这种失衡有利于日本、德国和其他贸易伙伴，但牺牲了美国制造商和出口商的利益。这两个经济问题导致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每当本田或奔驰从三巨头手中赢得另一个客户，或者当另一位受欢迎的经济学家写道，日本企业将赢得一场大胜利时，国会中的保护主义热潮就会加剧。”像康纳利之前一样，贝克试图通过让美元贬值来缓解压力。
在说服总统和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有必要采取新的汇率政策后，贝克开始寻求达成一项国际协议，以实现美元的稳步贬值。和1971年一样，其他国家不愿意响应这种让本国货币升值的呼吁，但贝克指出:“我们的优势在于，如果我们不先采取行动，那么国会中的保护主义者就会抛出贸易壁垒。汽车制造商和其他行业正在白宫拍桌子，财政部和国会要求我们采取措施保护他们免受外国竞争，国会正在倾听他们的声音。到夏末，外国高级经济官员开始意识到我们不是在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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