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1条款 从《广场协议》到301条款 美国贸易政策的巨大转变( 五 )
1987年1月，在半导体协议签署仅6个月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要求日本确认其正在60天内履行协议。美国政府希望有具体迹象表明，在第三方市场的倾销已经结束，外国半导体在日本的销量正在上升。同年4月，美国宣布不再遵守半导体协议，并以对从日本进口的价值3亿美元的电脑、电视和电动工具征收100%关税作为报复。此举震惊了日本。这一单方面行动是战后最严厉的报复行动之一，也是第一次针对日本的此类行动，充分表明了美国政府对半导体协议和美日贸易问题的严肃态度。同年晚些时候，在商务部确定倾销已经结束后，一些报复性关税被取消。1991年，日本半导体市场国外份额达到20%后，取消了剩余的报复性关税。
美国也开始对欧共体采取强硬立场。1985年，为了报复欧共体对柑橘类产品的进口限制，美国对进口的欧洲面食征收了更高的关税。1986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了欧洲共同体，因此不得不采用统一的对外关税。尽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制成品关税将会下降，但为了遵守共同农业政策，两国现在必须限制农产品进口。美国对这些国家的饲料谷物出口预计将减少10亿美元，因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威胁要对欧洲共同体进行报复，除非后者补偿其销售损失。由于欧洲没有采取行动，里根政府在1986年12月宣布，将对欧洲向美国出口的价值4亿美元的商品征收200%的关税。一个月后，双方达成协议，欧共体将确保西班牙在未来四年内进口一定数量的美国玉米和高粱，并降低其他商品的关税。
1986年，里根政府还采取了其他贸易行动来阻止国会的保护性贸易立法。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赋予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进口的权力。里根政府利用这篇文章说服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台湾省和瑞士减少对美国的机床出口。政府对来自加拿大的红雪、松木盖板和木制屋顶瓦征收35%的反补贴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继续向欧洲共同体施压，要求其禁止进口促生长激素牛肉，向巴西施压，要求其限制信息技术产品和药品，并发起了其他案件。
从广场协议到新的301条款政策，1985年9月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的巨大变化。这些政策有效吗？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元贬值有助于减少贸易逆差，缓解保护主义压力。Bayard和Elliott的结论是，301条款在开拓国外市场方面“似乎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然而，至少在一开始，这些行动并没有减轻来自国会的贸易压力。1986年和1987年，贸易赤字继续增长，国会一再要求政府处理这种贸易状况，例如，为进口的有竞争力的国内产业提供更多的救济。密歇根州民主党众议员约翰·丁格尔抱怨称:“我们的贸易伙伴在制定进出口政策时，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而美国却厌倦了自由贸易的概念，这种概念忽视了世界贸易体系的现实。”1987年，财政部长贝克承认，政府在处理贸易赤字方面“略有拖延”，但他坚持认为，“在过去几年里，没有一个政府在补贴进口和对外贸易壁垒方面做出如此大的努力”。在回应那些抱怨政府在自由贸易概念上过于僵化的批评者时，贝克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总统给予美国工业的进口救济比任何一位前任总统都多。”
与此同时，民主党国会议员继续为贸易立法而努力。1986年5月，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其中包含了备受争议的“戈普哈特条款”，要求对美贸易顺差“过多和不公平”的国家和地区在6个月内修改政策，每年减少10%的顺差。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总统别无选择，只能对他们进行报复。该法案还扩大了企业和工人获得外国竞争救济的途径；例如，如果进口是损害的“重要”原因而不是“重大”原因，也可以根据例外条款提供进口救济。众议院以295票对115票通过了该法案，民主党以236票赞成，4票反对，共和党以111票反对，59票赞成。尽管民主党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但许多共和党人也投票支持该法案。带头在国会倡导自由贸易的明尼苏达州共和党人威廉·弗雷泽尔承认:“共和党人也发出了民主党人发出的保护主义呼吁，因为他们的选民发出了这样的呼吁。它们反映了选民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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