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故乡 王钦 “乡愁”与希望的政治学：重读鲁迅《故乡》( 七 )
从这个意义上说，激进的反传统、反封建，还包括致力于一切被认为是“解决方案”和未来计划的启蒙和变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谈到了希望:
我想:希望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这就像地上的路；其实地面上是没有路的，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就像《希望》中那些反抗虚无的人，鲁迅在这里对希望的描述归结为行动——然而，就像那些拿着希望的盾牌反抗空空虚的人一样，他们必须意识到盾牌仍然空空虚。尽管大多数理论家确实将“希望”和“道路”之间的类比与“人”和“实践”等问题联系起来，但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这种类比的特殊性。如前所述，鲁迅在与钱的对话中以“铁房子”的比喻为例，说他有自己的“信念”，即一切现成的条件都不能促成这座房子的毁灭；同样，就《故乡》主角的处境而言，也不存在建立“新世界”的可能。但《故乡》只是给“铁房子”的困境带来了一点小小的偏转:说明世界本身的分裂状态和失去一切基础的状态本身只是一种新的生命，是一种新生命的“无根基础”。主人公“知道我在走我的路”，但其实他在一条船上，脚下没有“路”，只有流淌的河水。走在一个没有路的地方——这个关于没有路的路的悖论，对应着结尾“路”的隐喻。同样，这也是“路”这个比喻的关键所在:虽然很多口译员注意到了“走的人多了”这句话所蕴含的“集体”诉求，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条路是由互不相连的路人出发的。换句话说，道路作为许多人经过后留下的一条小道，追溯性地链接着不相关的路人。只有路形成了，过去路过的人才能连接起来。这些路人从未形成一个具有共同信仰、阶级意识或共同利益的实质性的、有意识的群体。相反，这条线索在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不相关的关系”，一条他们都不知道或无法预测的道路。对于每一个过路人来说，未成形的路不是路，他的经过也不会在他身后形成路。尽管如此，只有在没有路的地方，人们才能踏上一条路:“希望”这个激进的命题在于让人们相信，前方会有希望，最终会有一条什么都没有的路——不是用这个标准或愿景来定义当下，而是从当下出发，尝试不同的可能性，努力寻找不同的他人。因此，每个人都必须以自己的政治主动性致力于各种实践，而不是遵循任何现有的规则或安排。
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也意味着“新文化运动”所蕴含的一切复杂而微妙的思想取向和价值诉求都值得尝试和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开辟出新的“道路”；然而，什么样的实践会真正形成新的生活，是永远无法预料或计划的，而且总是充满了偶然性。从历史背景来看，我们当然可以判断一个方案成功了，另一个方案失败了，但这种追溯性的评价和认证恰恰排除了过程中的所有偶然性，从而将“当下”这一既定事实投射到过去，作为某种“实现”:这种关于“希望”的“偶像”，从而在当下事实中强化了社会结构、价值体系和文化秩序。相反，道路形成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行人之间的“不相关关系”要求人们开放现有的身份，遭遇各种社会联合方式，同时，不要让这些关系被任何实质性的、自我僵化的身份所限制和束缚——因为在动摇了所有现有政治文化方案的确定性之后，在一片支离破碎的土地上为未来生活腾出空间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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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冬天，鲁迅应邀在北京师范大学发表演讲
从这个意义上说，《故乡》以水晶般的方式体现了“新文化运动”文化政治意义上的激进主义:重要的不是用新的价值体系取代旧的价值体系，甚至不是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是打破一切现存的文化、政治和有意义的体系，打破现存的传统和习俗，为未来的新生活做准备；在打破旧世界一切旧传统的同时，我们敢于尝试一切新的社会关系。至于这样的社会关系是好是坏，是否有可能实现自由和平等，没有办法预测，也没有必要预测，因为所有可以想象的未来和所有可以代表的未来都不是未来。“未来”的偶然性不仅使其成为“未来”，而且动摇了“现在”的根基，把看似绝对、确定的社会关系重新放回变化的河流中。最终，《故乡》向我们展示的既不是对“未来”的规划，也不是对规划的简单拒绝和否定——相反，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激进的态度，向机会和所有可能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建构打开“现在”。这恐怕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新”话题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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