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故乡 王钦 “乡愁”与希望的政治学：重读鲁迅《故乡》( 五 )
我们记得，在小说接近尾声时叙述者的自我反思中，这种“对未来的乡愁”被称为“偶像”:“闰地想要香炉和烛台时，我偷偷嘲笑他，以为他一直崇拜偶像，从未忘记。现在我所谓的希望不是我自己的偶像吗？”就像润土所坚持的“偶像”一样，“我”所设想的美好场景，实际上阻碍了真正“未来”的到来。因此，当我回到家乡时，不仅需要消除对家乡的虚假印象，还需要消除这种“对未来的乡愁”:
老房子离我越远；家乡的山川已经渐渐离我远去，但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留恋。我只觉得身边有无形的高墙，把我分隔成孤独，让我很烦恼；西瓜地上银领小英雄的形象我很清楚，但现在突然模糊了，让我很难过。
消除“对未来的乡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没有乐观的“进步”知识分子对未来的规划那么令人兴奋；相反，一旦乌托邦式的理想投射丢失，剩下的可能是“现在”，它向未知的未来敞开大门。让人感到“很难过”的是，恰恰是因为“我”和对方不共享一个世界，恰恰是因为在这个分裂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是相互隔绝的，没有条件在现成的条件下实现社会变革——正是因为如此，才有可能向未来开放；否则，一个可能的、可预测的、规定性的、甚至是可再现的未来愿景——无论是属于启蒙还是革命、文学、思想、历史、政治还是其他领域，无论是承诺一个“黄金世界”还是“大和谐社会”——都会把我们困在这种“对未来的思乡之情”的结构中，同时又是封闭的如果我们只是以一种程序性的方式去制定和实现一个对未来的规划，我们就没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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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延桥木刻，鲁迅，好射手，写于1948年
如果我们理解《故乡》中叙述者回到故乡的“圈”——关于他的行动和他的身份——按照另一个关于祭祀的时间圈，我们可以说:就像30年前的祭祀仪式在30年后消失了一样，曾经组织统一世界的一切因素现在都分崩离析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复存在。这个破圈对应的是主人公离开家乡时的双重幻灭:不仅是无法重现的家乡，现实中闰土与自己的隔阂，也打破了闰土在他心目中的样子。在这里，如果祭祀仪式不能在固定的时间内转世，30年后不能回到原来的位置，那不是因为传统的社会结构崩溃了，也不是因为“进步知识分子”和政治改革者的行为导致了传统乡村社区伦理秩序的崩溃，而是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有这样明确的“原来”的位置。这就像，如果“我”发现自己无法与闰土沟通，那不是因为社会或阶级的异化，而是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想象的自己与闰土的关系，已经奠定在一种“对未来的乡愁”的结构中。如果我们不打破这种结构，那么任何看似激进的改变，都是重新确认现有的状态，再现既定的权力关系。
希望的政治，或“不相关的关系”
因此，相信“我”曾经与共享同一个世界，新的社会只有通过引入新的社会制度或法律才能实现，依靠“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启蒙和解放人民——这些都只是“自制的偶像”，指向一个可复制的、确定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乌托邦”和一般意义上的“乡愁”构成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与此同时，正是因为没有统一的世界，也正是因为现在的世界已经分崩离析，这种分裂的状态才能为未来，为一个无法期待或体验的新世界空腾出空间。我们必须理解鲁迅对“新文化运动”所许诺和激励的社会变革的深刻理解，从“我”与闰土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出发，从虚无出发，不是从启蒙与进步的执着出发，也不是从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可能的结合出发。为此，让我们以“希望”为主题，仔细审视《故乡》的最后几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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