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故乡 王钦 “乡愁”与希望的政治学：重读鲁迅《故乡》
“乡愁”与希望政治
重读鲁迅的《故乡》
文|秦望
“我冒着严寒，回到了相隔2000多里的家乡，离开了20多年。”叙述者在恶劣的天气里回到故乡，时间与空之间有着巨大的距离:1921年出版的鲁迅小说《故乡》使人期待它是一部带有乡愁主题的叙事作品。然而，1921年似乎并不是讲乡愁故事的合适年份:“新文化运动”的余热尚未消除，在这场动荡的文化政治运动中，无论是文学领域各种新社团的成立，还是意识形态领域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热烈讨论，似乎都指向了宏大意义上的社会改革，指向的是“未来”而非“过去”。除非是社会学调查报告，否则似乎对陈旧陈腐的“故乡”的“乡愁”态度的叙述与整个时代的氛围格格不入。
1923年8月初版，新潮社发行的《呐喊》共收到《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暴》《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等15部作品
因此，鲁迅同时代的读者往往将《故乡》作为对“封建”中国的批判来阅读，破败的《故乡》在这种阅读中成为传统中国的象征性缩影。然而，从一开始就渗透在小说中的“乡愁”是无法轻易抹去的。其实，无论是将这部小说解读为对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批判，还是对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隔阂的反思，似乎都不足以把握主人公对家乡的复杂情感。然而，正是在这部后来被视为中国“乡土小说”现代起点之一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新文化运动”某些激进政治意义的卓越思考。本文以“乡愁”叙事为阅读线索重新解读《故乡》，试图说明鲁迅对所谓“新文化运动”的“新鲜感”的独特理解，在于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并不像当时其他“进步”知识分子普遍认为的那样，遵循一个渐进的线性历史进程，必然会在“未来”带来文学、思想、政治等领域的变革， “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和政治激进化在于，它必须与任何可规定和可计算的“未来”保持距离——即它必须放弃任何现成的未来和已经计划或安排好的“合理”的未来。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的立场是一个没有立场的立场，一个不可能的立场:在这里，空之间的所有时间和维度都被抛入一种偶然的、不确定的状态，这种立场切断了基于时间进步观的对特定未来的所有假设和愿景。
鲁迅与希望问题
《故乡》出版后，相当一部分评论者将其理解为反映知识分子与民众距离的小说，认为其揭示了中国封建传统所造成的社会分层和文化隔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翻译家中，批判封建文化、凸显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差距往往被视为《故乡》的核心主题，这种理解视角在一定程度上被未来的翻译家所继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译者开始重读这部小说，并关注过去被忽视的文本细节。比如有评论者认为，英雄与飞跃地球的紧张关系再现了新文化运动作为启蒙运动的失败；也有评论者认为，主人公的“返乡”与鲁迅参加新文化运动前的个人生活经历等密切相关。因此，为了重新进入《故乡》的叙事，在再次写这部小说之前，有必要简单地提一下鲁迅的经历。——但这并不是要重述被评论者重述太多次的鲁迅生活细节，而是要厘清我们重读《故乡》的问题意识。因此，我们直接跳回到人们已经熟悉和太熟悉的一个细节，即《呐喊》序言中所描述的鲁迅与钱的对话:
我知道他的意思。他们在办《新青年》。然而，当时似乎没有人同意，也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可能会感到孤独，但他们说:
“如果一个没有窗户、无法摧毁的铁房子，里面有很多睡觉的人，他们很快就会窒息而死。然而，他们从昏睡到死亡，他们没有感受到死亡的悲伤。现在你大声呼喊，唤醒少数清醒的人，让这不幸的少数人遭受无法挽回的垂死痛苦。你觉得你配得上他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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