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故乡 王钦 “乡愁”与希望的政治学：重读鲁迅《故乡》( 二 )
“不过，既然几个人都起来了，就不能说摧毁这个铁房子就没有希望了。”
是的，虽然我有自己的信念，但说到希望，那是无法抹去的，因为希望在于未来，而我无法被我一定没有的证据所说服，所以我最终答应他对此做文章。这是《狂人日记》的原著。
由于这篇序言也是1922年写的，把这段对话放在和《故乡》同样的语境中读也不过分。众所周知，在这场对话发生之前，在20世纪10年代末重返文学生涯之前，鲁迅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其中既有私人层面的失败，也有公共层面的失败: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曾试图创办《新生活》，但都以失败告终，与周作人一起翻译的《外国小说》读者寥寥无几。它标志着鲁迅当时的“文学生涯”也以失败告终——从个人婚姻生活的挫折到辛亥革命的失望，年近四十的鲁迅比其他“新文化运动”的运动员更清楚，中国社会的问题不是引进一些现代西方价值观或理论就能解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所经历的这些失败，恰恰印证了他早年在《论文化偏差》和《论破恶声》中的理论思考。
但是，在上述对话中，有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时刻，那就是鲁迅被对话者说服，答应开始写文章的时刻。事实上，鲁迅所描述的“铁房子”的比喻与对话者的反驳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不对称:鲁迅本人“肯定”这个“铁房子”是不能被摧毁的，而他从对话者“金信义”那里得到的回应，只是对这个“肯定”的否定。与其说鲁迅被对话者说服，不如说是自我反思或自我说服:他“确信”了“铁房子”是不能被摧毁的，他也无法反驳“铁房子”最终会不会被摧毁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一命题，恰恰是因为“希望”在于“未来”。希望在于未来，也就是说所有基于当下的规划、安排、计算和理性的“希望”都不是真正的希望，而只是局限于当下的未来的表象。所有关于未来的当下表象，归根结底都是当下表象。“希望”超越了期待和计算的视界，展望当下:它不是可预测的未来，而是不可预测的事件。
1926年8月初版，北京北新出版社出版《彷徨》，收录《祝福》《酒家上》《幸福的家庭》《肥皂》《长明灯》《示众》《高》《孤独的人》《伤逝》《兄弟》等11部作品。
然而，与这位对话者和其他“进步”知识分子所持的乐观信念不同，鲁迅对“希望”的理解只是把它变成了无法具体说明或设定的东西。因此，上述对话呈现出一种极其悖论的时间结构:在这里，“未来”不是“现在”的延续，而是线性时间过程的中断——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通过完全中断从“现在”到“未来”的单向链条，完全抛弃“现在”立场所设想的“未来”来看到“未来”，之所以“未来”是“未来”，正是因为它位于现在的期待之外，无法用“现在”的视界来定义。这是一个“对未来抱有希望”的时代:“希望”不再是这里要实现的目标；相反，“希望”的作用是让人们相信有未来。“希望”告诉人们，不仅“现在”不是一切，甚至“现在”能想到的所有可能性也不是一切。这意味着人们对未知、不可预测、偶然和不确定的事物持开放态度，人们将未来视为一个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因为鲁迅本人深信“铁屋”不能被摧毁，而此刻又没有条件去摧毁它，所以“摧毁铁屋的希望”才能得以保存。
我们记得《故乡》的结尾，有一段讨论“希望”:
想到希望，我突然害怕起来。当润土要香炉和烛台时，我偷偷嘲笑他，以为他一直崇拜偶像，从未忘记。现在我所谓的希望不是我自己的偶像吗？只是他的愿望很近，我的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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